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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良心为刑辩立宪、锻造全国一流刑辩团队

来源:www.gzqklf.cn         发布时间:2026-10-26

对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的保护程度,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明底色


多年未系统做刑案,现在想重拾刑事辩护,在大咖、大师如林、法网飞飞的今天,我能奉献什么?


生平第一个刑案在98年,一个29岁农民被控偷邻居家辣椒而进派出所,数日内死亡,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两位警官被控玩忽职守,庭上警官声称该农民是下楼梯跌倒,头碰墙角钉子而死。作为理工男,我简单粗暴再现了现场,指出警官在说谎,两位警官随即当庭失声痛哭,后被判刑。作为支持公诉的律师,我却没有任何快感,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对该农民下狠手,为什么手下得那么重,而且那两位警官明明良心未泯,判决并没解决问题。问题出在哪里?


第二个案子稍大,号称2000年贵州十大信访案子之首,死者有三个女儿在天安门广场跪下喊冤,众多嫌疑人随后被捕,但此后长时间均未供述。庭上一位被告也是痛哭:说当时的地区公安处长骗他,说两家友好世家,只要说出来,一定会帮忙而不会添乱,他受诱惑招供,然后其他同案招供,并不是他要害其他同案被告。此外,另有外人给第一被告律师电话,说他才是真凶,想投案,而该律师在尚未完成取证工作后即得知自己即将被捕,于是马上外跑,退出辩护。虽然我的工作还算卓有成效:我第一个客户第七被告取保成功,出来后又聘请我作为她丈夫第一被告的辩护人,其丈夫在公认死刑已定的情况下被判死缓目前已出狱。但我依然不够开心,我不明白的是:存在什么样的力量才能使该地区公安处长异化,又有什么样的力量能让办案机关不听取所谓“真凶”的供述,律师外逃,如何克服---当时我不明白,现在懂点。


第三个案子是个法律援助,一个屠夫将自己的妈妈一刀捅死,我去见了该屠夫,他说他知道人的心脏在哪里,所以当他妈妈在唠叨他的时候,他能一刀致命。我算一个孝子,当时直接惊呆在那里,然后找不到任何一句话可说,随即离开。多年以后,我时时心痛,为什么人要如此极端,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为什么他们怨气那么重而无法得到倾听和缓解,现在懂点。


后来一个同性恋敲诈案也让人很不舒服,于是刑案碰少了,直到几年前两清华师弟请我给一位隔壁(北大)同学辩护时才打起精神,这个时候却发现我的对手进化得很强大了,而且还不知道对手是谁。审计署一个报告中的一段话作为了核心证据被公检法直接采用。我客户的对手是无法战胜的:除了普通人无法接触到的绝 对权力,唯有上帝。


03-04年间我有幸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商事仲裁院做访问学者,也发生了两件刑案,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在去高院旁听的路上,被东欧人骗了几百美元,本来我并不想报案,因为满盈则亏,瑞典实在太好,想吃点亏不想打扰别人,结果同事们觉得不可思议,帮我报了案。随后开心接连不断:一、警察上门,首先问我当时是否有空,没空改天再来;二、跟警察聊完以后,他们对我一再感谢,我竟无言以对,手脚无措;三、后来开庭,我从哥德堡去斯德哥尔摩开庭,庭开完后,法官说耽误了我的时间,问应该给我多少误工费,我哪敢要,结果他坚持,我就报了车票钱数,他就让我们到门口领2000克朗,没有一个字条,最后我也没领,实在不好意思;四、领到判决书,我问执行法院在哪里,同事说,瑞典没有执行法院,可以找两个公司帮你去要,过几个月得不到,政府就可以直接把钱给我,我也没去做此事,实在不好意思给别人添麻烦。另外一个刑案简单,就是被偷当日到高院旁听案件时,发现法庭上最松驰的是被告,竟然整个庭审过程都翘着二郎腿。每个人的生活体验都不一样,以上仅个人体验,这些对就我们未来的刑事辩护有什么启迪?


我们国家是大陆法系,名词、法条越来越多,良心良知却从不出现;纠问很多,抗辩却只是绣花;犯罪嫌疑人虽然号称“人”,但在我们的环境里,其地位一定程度上也许不如蚂蚁,甚至不如蟑螂,恐怕最多只能算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蟑螂”(也许稍微夸张.好过《死囚手记》),是一个被道德伦理否定的对象:长期与多名异性、不收手,阳奉阴违、两面派----,是一个被吐口水的对象,比如在某些阶段甚至不允许无权无势的律师会见。我们是否反省过,他们和我们曾是至交,曾是好朋友,甚至比我们还优秀,还勤奋,还奋不顾身,他们甚至是我们的影子,笼子外的我们只是侥幸,暂时未被否定而已,对他们吐口水也许就是对我们自己吐口水,不尊重他们就不尊重自己,我们个人无法撼动政治司法体制--比如欧美的陪审团制度等,但我们每个人也许至少应该像个人,从良心出发。如果每个犯罪嫌疑人可以类似翘二郎腿,我们每个笼子外面人就会是骄傲的,是自己的上帝,我们每个人必然笑容灿烂,笑脸待人。


尊重嫌疑人,在刑事审判中的核心原则就应该是真正的疑罪从无,决不能心存一丝一毫的有罪推定,要以可能无辜他人的谨慎来推敲证据,而不是检法等权柄者扩大的、完全自己意志以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该达到这样的标准:1、执权柄者认定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以后,同时还必须问自己—个问题:2、如果自己或自己的至亲就是本案的嫌疑人或被告、证据依然确凿吗?-看每天官宣的那么多领导,就知道这个问题并非假设,概率不小,而且会在未来可见的时限内,概率越来越大。社会危害性方面更有挑战性:因为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真正的、广泛的讨论过什么有害,什么无害,什么有利,这种情况下,包括执权柄者在内的所有人和每个人本质上都是柏拉图洞穴中尚未见光的人,自我认知必然低下者,公检法就应该尽可能包容一些;至于司法程序方面:不应该把犯罪嫌疑人当作被伦理和司法程序否定的商品或垃圾,不要让他永远站在卡夫卡《法的门前》,这事很难,但应该努力。


当然,我自己只是一名律师,客户利益最大化是我们的追求,客户的合法意志,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但如何在刑事辩护中让犯罪嫌疑人和被告的尊严和合法权益能够在所有和一切环节都得到尊重甚至不是一代二代人可以成就的,这就要求我们付出更多更大的努力-这不仅对笼子里的人负责,也是对笼子外的人负责,既是我们长期的坚持和追求,也是我们“朗朗黔坤”刑辩团队不懈的追求,也是孔夫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刑事领域的体现。


仅仅从司法层面看,只有众多顶 级律师团队和执权柄者在良心十规范的加持下循环向前才有可能逐步改良。